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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國社會學側記
成伯清
中國社會科學報
2016-02-03

回望2015年中國社會學的發展歷程,值得關注的一些現象似乎發生在社會學與社會之間,或可從兩個側面觀測。

 

側面一:微信圈

 

社會學在社會中的傳播,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活躍狀態,而這主要是得益于移動互聯網技術,特別是微信。筆者所關注的直接關乎社會學的微信公眾號就有“社會學吧”、“中國社會學”、“社會學了沒”、“社會學之思”、“社會學俱樂部”、“群學書院”、“定量群學”以及具有明確單位歸屬的一些微信公眾號,還有多個圍繞特定旨趣組建的社會學朋友圈。便捷的聯系方式,構建出了真正的同行“小世界”。

 

當然,除了虛擬世界中的電子傳播之外,現實中的傳統學術媒體也大有起色。新增的數家社會學專業期刊,2015年發展勢頭較好。此外,眾多綜合性期刊也在謀求轉型以適應專業發展的態勢。除社會學期刊建立了專業委員會之外,一些綜合性期刊群還試圖通過相互協商有所分工而彰顯各自特色:或側重于理論社會學,或側重于農村社會學,或側重于環境社會學,不一而足;同時,又凝聚多方力量,尋求與新媒體融合以擴大傳播力度。

 

只要輕觸屏幕,不難發現社會學微信圈里及時推送的各種觀點,富有洞見的研究成果,還不時遇上重被翻出的至今仍有新意的學者舊作。這種信息流通,顯然不可能僅限于同行之間,難保不傳播到一般社會之中,起到一定的啟蒙作用。按照科爾曼的說法,現代人越來越被迫從原生的和自然形成的環境(the primordial, natural environment)走向人為建構的群體之中。結果就是我們必須置身于陌生人社會,而對于這種社會,如果不是秉持著叢林法則的信念,而是試圖使之成為宜居的乃至美好的社會,社會學的知識和識見顯然大有可為。社會學成功介入眾多智庫研究即是明證。換言之,吉登斯所謂學術與現實之間的“雙重詮釋”(double hermeneutic),將會表現得日益明顯。當然,我們也不能排除布迪厄所揭示的可能,即社會學詞語對鮮活的社會世界產生抑制作用,也就是僵化的范疇和既定的看法,限制了觀照和表征現實的視角,甚至削減了行動的選擇范圍。總之,學術是天下公器,也可能是啟蒙利器,但若弄成拜物教的程度,恐成自欺欺人的“武器”了。

 

還有一種傾向值得注意,即“賽博空間的巴爾干化”已成為屢經證實的網絡社會中的常見現象。社會學界也是一個社會,雖然社會學素以反思性自豪,但“相似性自戀”(narcissism of similarity)也是人之常情,互聯網究竟是導致整合還是分裂,未可一概而論。此外,當對矚目度的關注超過對啟發性的追求,也存在傳播大于內容的可能。

 

側面二:關鍵詞

 

社會學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更為關鍵地體現在社會學者對于社會的研究。無論是問題意識還是分析手段,近年來中國社會學者們的表現值得肯定。但是,在各個領域各個節點穩步推進的同時,我們也覺察到社會學碎片化的趨向似在加重。簡言之,社會學對于社會現實的發問和追問,呈現出散射的狀態。

 

為了驗證這一印象,筆者專門統計了社會學界較具代表性的兩份專業期刊即《社會學研究》和《社會》在2015年所刊文章中的關鍵詞頻次。通常而言,一篇學術論文的關鍵詞,應該體現出如下方面:所研究的問題或對象領域、所采用的理論或解釋模型、所分析的變量或機制,甚或所發現的現象或效應。

 

這兩份專業社會學期刊在2015年所刊的120篇論文中,共出現了507個關鍵詞,平均每篇4.225個。頻次最高的關鍵詞是出現于《社會》中的“社會資本”,也僅三次。在《社會學研究》中,出現兩次的關鍵詞有:“社會學理論”、“國家治理”、“道德”、“自由”、“關系主義”、“農民工”;在《社會》中,出現兩次的關鍵詞有:“文化語用學”、“文化社會學”、“殘障/障礙”、“社會模式”、“項目制”、“再融合”、“市場化”、“喪服”、“宗族”、“社會”、“自由”。

 

這兩份專業刊物合計出現四次的關鍵詞是“社會”與“自由”(顯然,這是兩個需要結合具體語境方有明確指涉的寬泛概念);出現三次的關鍵詞是“社會資本”、“項目制”、“農民工”;出現兩次的關鍵詞,除了上述所列,外加“大數據”、“民情”、“性別不平等”。總之,除了20個關鍵詞出現了兩次以上,其余407個關鍵詞都僅出現一次。

 

或許會有人認為,上述出現超過一次的關鍵詞,多數符合我們對熱點問題和概念的期待。但顯然對此不宜產生太多聯想。也許是對關鍵詞的提取和設置尚未達成共識,缺乏有效規范。也許社會學不能一味仿照自然科學通過關鍵詞來概括論文主旨。最為關鍵的是,我們的這種統計方式還無法準確體現實際情況。譬如,嘗試統計兩份刊物中內含“教育”概念的關鍵詞就有13個之多;內含“治理”的關鍵詞有9個;內含“性別”的有8個;內含“制度”的也有8個,等等。

 

但是,關鍵詞的這種無序分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社會學領域若干令人擔憂的狀況。我們在基本概念和分析范式上,是否應該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識?如何促進相關知識的對話和積累?更主要的是,剛剛走上正軌的社會學,是否會因各自耕耘各說各話而失去建立健康有效的學術交流機制的機會?

 

社會學界或許是時候將社會學的眼光投向自身這個社會了,而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技術手段,也許正好為我們從理論到實踐進行社會學反思和創建社會學共同體提供契機。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社會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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