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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互構論:世界眼光下的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新探索——當代中國“個人與社會關系研究”
鄭杭生先生悼念網
2014-11-28

內容簡介

本書是鄭杭生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十五”重點項目《中國社會轉型期個人與社會關系研究》(01ASH002)的最終成果,提出了“社會互構論”這一新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理論。“社會互構論”是在以前提出的“社會運行論”、“社會轉型論”、“學科本土論”等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奠定的基礎上,將世界眼光和本土特質相結合,進一步深化和提升的結果。這一理論以現代性之全球化與本土社會轉型為背景性視域,它以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為研究主題,通過對當代中國個人與社會關系問題的具體研究,探討了我國社會轉型加速期人們的生活方式、社會關系結構和組織模式的轉換和變遷,揭示和闡述了這一總體過程和重大現象的本質。這項成果對我國社會學理論建構具有開創性和里程碑意義。

 

序言

《社會互構論:世界眼光下的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新探索——當代中國“個人與社會關系研究”》一書終于和讀者見面了!本書是我和楊敏教授共同完成的。在本書出版之際,我想著重做幾點說明,也許對增進本書的理解有某種裨益。

(一)本書起因于對個人與社會關系重要性的認識

這可以從本書的副標題“當代中國‘個人與社會關系研究’”講起。應該說,對個人與社會關系這一問題的重要性的認識有一個過程,并不是一開始就是如此的。這主要歸因于對我國社會快速轉型現實的學術感悟。

對我的社會學思想發展過程有一定了解的讀者都會知道,在198711月出版的《社會學概論新編》中,還沒有明確提出“社會學對象與社會學基本問題的關系”問題。20世紀80年代末,我國社會快速轉型的現實,把社會與個人的關系問題突出出來了,成了每個社會成員不能不面對的利益焦點問題、自覺不自覺地加以處理的現實熱點問題。因為改革開放引起的社會利益格局的變化歸根結底在于:從個人方面看,是每個社會成員如何從社會獲得資源和機會的機制的轉軌;從社會方面看,是如何將社會資源和機會分配給每個社會成員的機制的轉軌。

這促使我在19941月出版的《社會學概論新修》第一版和199811月的第二版中,在討論社會學對象問題時,將“社會與個人關系問題的重要性”明確地列為一個目,并對社會與個人關系問題為什么是社會學的基本問題,它與社會學定義究竟有什么關系,作了簡要的論證:討論如何定義社會學對象問題,不能不涉及社會和個人的關系問題。它不僅對討論社會學定義問題十分重要,而且對其他方面也同樣重要。具體說來,它的重要性表現在:第一,如上所述,定義社會學的對象或側重社會,或側重個人,都離不開兩者的關系問題;第二,區別社會學的學派,如唯實論和唯名論、實證論和反實證論、整體論和個體論等,都是根據這個問題來劃分的;第三,確定社會學的屬性,如宏觀社會學和微觀社會學,也是以這個問題為準繩的;第四,社會學的主要內容,不論是社會化、社會互動、社會角色、社會群體,不論是社會組織、社會分層、社會制度、社區,也不論是社會問題、社會控制、社會工作以及社會變遷,無一不是直接或間接地包含著或體現著社會與個人的關系問題。在理論上,這個問題是每個社會學家都在自覺不自覺地解決的問題。在實踐上,它又是每個社會都必須面臨的問題,是每個生活在社會中的個人必須回答的問題。這個問題處理得正確,社會的動力機制、整合機制、激勵機制、控制機制、保障機制才能良性運轉,個人才能對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個人也才能真正獲得幸福。與哲學的基本問題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相類似,在上述意義下,也可以認為社會學的基本問題是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鄭杭生主編:《社會學概論新修》,14~15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與此同時,西方社會學的一些著作,如菲利普·科爾庫夫的《新社會學》(菲利普·科爾庫夫所著,1995年在法國出版法文本,2000年年底在中國出版中譯本的《新社會學》)等表明,在20世紀最后20年,西方社會學的一些著名學者,為了突破和超越對個人與社會關系的僵死的、靜態的、絕對的二元對立的理解,從各個不同方面做出了努力,從而導致了當代社會學建構主義這一學術取向的產生。因此,這一問題也是世界社會學的前沿問題。

作為這種認識的記錄,20014月我寫下了題為《社會學中一個根本性的前沿問題——個人與社會關系新論》的講授提綱,(參見鄭杭生:《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拓展》,401~411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并于同年7月、10月、11月分別在吉林大學、華中師范大學、武漢大學等高校為研究生做過專題講座;當然不用說,也在我每年給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開設的課程“理論社會學研究前沿——中國特色理論社會學的探索”中加以講授。

新世紀開始時,我已經感覺到,在此前20年提出來的“三論”——社會運行論、社會轉型論和本土學科論——的基礎上,抓住個人和社會關系這樣一個我國社會轉型的焦點問題、熱點問題和世界社會學的前沿問題,也許既是進行新的理論探索和創新的一條出路,又是對前“三論”在更根本的層次上進行新的充實和論證的一條思路。

所有這些都促使我下定決心,以“社會轉型過程中個人與社會關系研究”為題,于2001年申請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當年這一選題獲得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十五”重點課題的立項(01ASH002)。立項后的幾年中,僅公開發表的學術論文就超過20篇。整個項目在20073月完成并上報申請鑒定。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在20079月發布的成果鑒定等級公告中,將本項目評為“優秀”,并在同時公布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成果驗收情況報告》中指出:《社會互構論:世界眼光下的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新探索》,這項成果由中國人民大學鄭杭生教授主持完成,屬社會學重點項目,共49.3萬字。該成果提出了“社會互構論”這一新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理論,它以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為研究主題,通過對當代中國個人與社會關系問題的具體研究,探討了我國社會轉型加速期人們的生活方式、社會關系結構和組織模式的轉換和變遷,揭示和闡述了這一總體過程和重大現象的本質。鑒定專家認為這項成果對我國社會學理論建構具有開創性和里程碑意義。我們很看重鑒定專家——鑒定專家是由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獨立聘請和組織的——對這一成果的評價和肯定,同時也非常感謝他們的認可和鼓勵。本書就是作為上述重點項目的最終成果而出版的學術著作。

(二)本書是在對西方社會學審視、反思、借鑒中展開的

本書的主標題把“社會互構論”稱為“世界眼光下的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新探索”。這里,“世界眼光”主要表現在我們以建設性的反思精神,立足于中國社會快速轉型的實踐,考察了世界社會學理論隨著現代性以來的各個階段及其提出的重大實際問題和根本理論議題:從早期現代性和古典社會學理論,到現代性的擴展和社會學世界格局的形成,再到現代性的全球視野和社會學理論的當代重建。沒有這樣一個對現代性演進和社會學進展的總體脈絡及其提出問題的系統把握,要談論理論的創新性探索,要提出一種帶新意的理論,是缺乏學理根據的,或者說是沒有學理底蘊的。這種學理根據和底蘊,在我們看來,是與現實根據和現實感悟差不多同等重要的。

現代性是永遠的“不安息”,是現代社會“問題性”的總根源。現代性在其勢不可擋的高歌猛進中,不斷向社會理論、社會學理論提出許多時代性的議題、難題,造成社會理論、社會學理論眾多的困境、絕境。我們經常提到的不同時期的社會學大師們,正是在回應這些議題、難題,努力應對上述困境、絕境中,甚至在質疑現代性本身的交鋒中,把社會理論、社會學理論一步一步推向前進的,他們因而成為社會學推進發展過程中的一座座里程碑,一個個指路標。社會學和現代性兩者就像一場永無停息的賽跑,其中有理論的超前,理論的并進,也有理論的滯后,而滯后總是暫時的。這也是社會學永遠能夠保持生氣勃勃、永遠不能停滯不前的緣由。現代性造成的這種社會學永不停息、與時俱進的品格,意味著凡是踏進社會學門檻的人,都要有這種永不停息、與時俱進的相應品格,都要有這種與現代性進行永無止境賽跑的勇氣和精神準備。這就是真正社會學人的命運。

從對現代性演進的審視,我們理出了從前現代性到現代性的轉型,特別是從舊式現代性到新型現代性轉折這樣一條總的脈絡和線索。這里沒有提后現代性并不是忽視它,而是因為新型現代性和后現代性,都是對舊式現代性的反應,但卻是兩種不同的甚至對立的反應:新型現代性是對舊式現代性的建設性的反思批判,是一種既包含肯定又有否定的揚棄式的延展;而后現代性則是一種毀滅性的反思批判,是一種不包含肯定的全盤否定,否定一切。但是后現代思潮的“否定一切”,在邏輯上是不徹底的,自相矛盾的,因為他們的“否定一切”是不包括否定他們自己在內的。在社會互構論中,舊式現代性與新型現代性是一對具有框架意義的范疇。社會互構論對西方文化價值觀主導的舊式現代性及其沉重代價進行了批判性反思,對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新型現代性實踐進行了建設性探索,將社會與自然、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同構互生、互構共變特別是互構諧變,視為新型現代性應當確立的基本關系。

對社會學進展的考察,意味著同樣以建設性的反思批判精神,對西方社會學進行一次系統的審視和梳理——這個工作到目前為止,在中國社會學界還只是零零碎碎地進行。本書圍繞個人和社會的關系,又分別圍繞“個人”和圍繞“社會”,審視和梳理了各個時期不同社會學流派在這些問題上的不同觀點,以及這些觀點所反映的它們的領悟、爭論、感嘆、無奈,它們的希望、絕望、樂觀、悲觀——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響著后來社會學的發展,影響著一代一代社會學人。

首先,圍繞“個人和社會的關系”問題的審視和梳理,是一種在社會學元問題層次和基本問題層次上的反思和檢討。元問題層次涉及個人與社會關系的邏輯方面;基本問題層次則涉及個人與社會關系的現實方面。元問題層次在邏輯推理上的審視,使我們強烈體驗到社會學理論“元回歸”的必要性。西方社會學的進程表明,如果不在邏輯上把“個人”和“社會”假設成兩個互為前提、互為存在條件、不可分割的出發元點,那么一定會進入個人和社會究竟誰產生誰這一因果鏈條的誤區,陷入不可解的“本體論困境”。基本問題層次在現實經驗上的探究,又使我們強烈感受到任何經驗研究一定要有理論的路向和切入點。社會學基本問題提出的一系列將個人與社會關系展開的設問形式,如自由與秩序、權益與權力、私欲與公益、自主與規范、個性與準則、自主行動與公共制導、行動與結構等,就是人們自覺不自覺地運用的進行經驗研究的理論路向和切入點。在當代社會學研究中,對于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的設問形式仍在不斷豐富化,如意義與支配(吉登斯)、生活世界與系統(哈貝馬斯)、慣習與場域(布迪厄)、肉體與權力(福柯)等,都是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的新的表現形式。這些學者們也是分別以這些設問形式進行切入的。在西方社會學中,總的來說,自古典時期以來,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深刻影響決定了西方社會學理論的基調與走向,具有絕對意義的個人自由信條成為其看待和處理個人和社會關系的或明或暗的準繩。西方社會學要擺脫個人與社會關系問題上的種種二元困境,首要的就是要卸下虛假的意識形態價值預設與信條,使豐富立體的“個人與社會”及其生動的關系過程真正顯示出來。

社會互構論正是在對古典和當代的社會學理論傳統進行了審視反思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基本預設,即社會與自然、個人與社會是實踐中的關系系統。這種關系不是“二元對立”的,不是簡單的因果對應,也不是主觀的建構結果。社會互構論在理論預設上不主張對于個人與社會其中一方的優先性選擇(這意味著對其中另一方的排斥性選擇);在實踐中不贊成具體的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上的主導或從屬、支配或服從、強制或被制的觀念。由此,社會互構論反對各種各樣的宿命論,也不認同形形色色的唯意志論。對于與社會學方法論預設有關的各種理論傾向,如自然主義或歷史主義、社會中心主義或個人中心主義、整體主義或個體主義、宏觀主義或微觀主義,社會互構論不主張任何形式的簡單化、片面化,以及孤立、割裂或還原論的立場。

其次,圍繞“個人”問題的審視和梳理,占了本書五章的篇幅。這些章節在提出一系列關于個人的新觀點,例如,作為現代性產物的“個人”、個人的“一體三品”、“個人化”、“個人分化”、“個人叢化”、“個人類型化”的同時,對西方社會學關于“個人”問題的諸多觀點和爭論,在借鑒的同時,進行了反思,特別是對西方社會學關于“人的社會化”理論面臨的世紀性的挑戰進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對一種新的社會化理論給予了思考和闡述,對人的社會化新類型進行了探討。本書在最后一章,還對“個人間性”以及西方社會學的“解釋學困境”做了解析,并提出了自己的社會互構論的見解。

最后,圍繞“社會”問題的審視和梳理,社會互構論對社會學中傳統上關于“社會”的解釋框架、理論模型給予分析,區分并評析了社會系統的結構性預設和社會系統的機制性預設的觀點和特點,對以往社會學中關于社會的理論模型——滕尼斯為代表的生活共同體論,舒茨的生活世界和加芬克爾的常人社會理論,孔德、涂爾干、帕森斯為代表的社會系統論,現代主義者的結構理論和后現代主義者的解構理論及其特點和困境進行了分析。在此基礎上闡述了社會互構論的社會觀:社會是多種二重性的統一,即社會的自然系統與人文系統的統一,社會人文系統中實體子系統與規范子系統及觀念子系統的統一,分析了西方現代性以來對自然社會的毀損、舊式人為社會的絕境,并對新型現代性和新型人為社會給予了展望。

對現代性演進和社會學進展總體脈絡及其提出問題的系統把握、對西方社會學的系統審視和全面梳理,是以對西方社會學及其代表人物大量論著的分析、思考和揚棄為基礎的。這無疑需要有長期的積累,并需要有把長期積累貫穿起來用于論證某一論題特別是重大論題的能力。這正是社會學家與單純的社會學知識擁有者的區別——社會學的知識是重要的,但僅僅有知識而缺乏后一方面,還不是一個合格的社會學者。

對西方社會學的系統審視和全面梳理,對西方社會學及其代表人物大量論著的分析、思考、揚棄,并在與西方社會學觀點的對比對照中,提出和論證社會互構論的觀點,形成了本書一個顯著的特點,即比較研究的特點。中國社會學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正是立足于中國快速轉型的現實,在與西方社會學的比較中顯現出來的。因此,我們認為,對西方社會學理論進行深層次的系統的清理,是十分必要的。這一工作不是做夠了,而是遠遠不夠,特別是在深層次上不夠。我們在長期積累的基礎上,比較系統地在深層次上進行了這一清理工作,從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提高了自己的理論自覺,這對消除對西方社會學亦步亦趨的“邊陲思維”是很重要的。

(三)本書還留有不少需要進一步研究的空間

如果說,在貫徹“立足現實、開發傳統、借鑒國外、創造特色”方面,本書在“立足現實、借鑒國外、創造特色”上做得較為充分,那么,相比較而言在,在“開發傳統”上,還是不夠的,尚留有很大的空間。我們不是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而是覺得,本書集中要做的是解決社會互構論作為世界眼光下的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新探索問題,是要把這個新探索在與西方社會學的比較中具體表現出來。這個主要任務使我們覺得,“開發傳統”還是放到另外的著作中來探討——我們的學術團隊也確實這樣做了,例如,與胡翼鵬博士合作,已經發表了八篇有關先秦社會思想的系列文章;又如,與江立華教授等合作的《中國社會思想史新編》已經完成,即將出版。當然,如果本書有再版的機會,我想我們也會在這個問題上著力加以改進的。關于這個問題,我想也不妨簡要地說幾點思路。首先,在中國浩瀚的傳統思想文化寶庫中,跟個人和社會相關聯的思想資源十分豐富。早在春秋時代思想家們就展開了個人與社會關系理論的探討,所謂“公私之爭”、“義利之爭”以及相關的“天人之爭”等,就是這種探討過程的種種表現,并產生了幾個不同的理論流派。儒家、法家、墨家、道家等都程度不同地論述了各自對個人與社會關系的看法,以及如何處理兩者關系使之達到和諧的準則。這些看法各異又相互交叉、相互影響、相互吸收的思想,深深地影響了中國歷代思想家關于個人與社會關系的觀點。自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儒家思想長期占據主導地位,儒、墨、法家重視社會、重視整體的精神,到后來都統一在儒家的思想中,并得到了強化。個人只有在整體性中(家族、集團或是國家)才能昭示出自己的存在和全部意義,個人的意志、情感也只有在群體關系中才能體現出來,個人的價值只能在整體社會中得以實現,個人必須依附于社會。當然,也有例外,譬如魏晉時期比較強調自我。

其次,在這些豐富多彩的傳統社會思想中,“人倫和諧,天人協調” 是其精華。我國著名學者北京大學教授張岱年先生在20世紀90年代曾經把中國傳統社會思想精華概括為八個字,即“人倫和諧,天人協調”。“人倫和諧”是說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天人協調”是說人與自然、社會與自然的關系。(參見溫克勤:《略談民族精神及其培育》,載《高校理論戰線》,20033)。)可見社會互構論的思想也深深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傳統社會思想中,它所從事的實際上也是通過對西方社會學理論的清理和反思這樣一種形式,對中國社會思想中的精華部分進行發掘、開發和延伸。

再次,有利于從源頭上搞清楚中國傳統與西方傳統的不同。中國的諸子百家作為中國的思想源頭,與作為西方思想源頭的古希臘思想處在大致相同的歷史時期。只要進行認真的比較研究,我們就能從源頭上理解和把握中國社會及其社會思想為什么與西方社會及其社會思想不同,例如,西方社會傳統更講天人對立、更講神圣性、更突出個人、更講契約、更講競爭,而中國社會傳統則更講天人合一、更講世俗性、更講倫理、更突出社會、更講和諧等,因而對社會治亂興衰及其原因的解釋也不同,從而也就能從源頭上理解和把握我們為什么不能復制西方的社會,不能照搬西方的社會思想。

最后,把社會互構思想的萌芽挖掘出來,將使社會互構論的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更加突出,根基更加深厚。楊敏教授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談到社會互構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幾年前我們提出的‘社會互構論’,實質上是以社會學理論的方式,對中華文明的柔性融和及'和諧大同'等傳統脈絡的延伸。根據‘社會互構論’的原理,柔性融和也是‘社會互構'機制的一種表達,這一過程使本土文化與異域文化重新組織起一個共生空間(我們也稱‘互構域’),這些多元文化的核心結構(如價值、理念、信仰等)、要素結構(符號、象征、意義、儀式等)、規范結構(習性、風俗、禁忌、戒律等)發生交叉、重疊、復合,在相互調適、修正和改造中發生協同性的轉化(即'互構共變'的過程)。各種原生文化的差異性、具體性、多樣性得到吸納,其共同性、一般性、普遍性也得到升華,最終匯為一個新的復合型文化體。”(楊敏:《神圣方案與世俗情懷:中西文明的一種比較分析》)該文獲得2009年中國社會學學術年會優秀論文一等獎。總之,社會互構共變,特別是互構諧變的思想,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它一旦被明確概括出來,就反過來成為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論視角。

(四)本書所論證的社會互構論與“理論自覺”的彼此推動

筆者曾在20097月舉行的中國社會學會西安學術年會的主題報告中指出,筆者提出的“理論自覺”是費孝通先生“文化自覺”在中國社會學中的具體化和落實。中國社會學的“理論自覺”,指從事社會學教學研究的人對其所教學和研究的社會學理論有“自知之明”,中國社會學的“理論自覺”也具有自己的雙重使命,即一要努力創造自己的有中國風格的理論,二要正確地對待其他各種理論,特別是外來的理論。可以認為,本書所論證的社會互構論是“理論自覺”的結果,而整個寫作過程則是理論自覺不斷增強的過程。如果說,社會互構論是中國社會學“理論自覺”的標志性理論之一,那么本書就是中國社會學“理論自覺”的標志性著作之一。本書集中了我們多年的理論探討和理論積累。它是有世界眼光的,又是有本土特質的;是有前沿意識的,又是有草根精神的;是強調科學精神的,又是堅持人文關懷的;對西方理論是借鑒的,同時又是反思的,不是盲目的。

由于本書批評了特納等人的一些實證主義觀點,提倡社會學理論的“元回歸”,有可能會引起一些持實證主義觀點特別是持美國式實證主義觀點的人的不快和批評,更不用說那些對實證主義“走火入魔”、以實證主義社會學為社會學、其他社會學不是社會學的人的強烈反彈了。他們可能質疑或指責說:這本書是社會學嗎?用諸如此類的辦法表示他們的所謂“不認可”。這是我們預料到的,也是在實證主義氛圍很濃的中國社會學界難以避免的。我們的回答是:本書毫無疑問是社會學著作,是社會學的理論著作。但本書所表達的這種社會學理論,是超越了實證主義社會學狹隘眼界的,綜合了實證論社會學和解釋論社會學的、科學主義社會學和人文主義社會學的、具有更加開闊視野的社會學理論。我們希望,也預見,本書將在改變中國社會學界這種片面的實證主義情結的過程中,起到自己應起的作用。從實證主義社會學的局限性和狹隘眼光中解脫出來,仍然是中國社會學界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還有一點要提及的是,本書盡可能按照“深入淺出”的辦法來分析闡述,但作為學術著作,不少地方也難免需要“深入深出”。這就是說,本書是有一定難度的,不是一讀就能讀懂的,要真正讀懂是要花工夫的。我們所能做的是盡量避免“淺入深出”,盡量做到使本書有內容、有讀頭。我們有這個自信,只要認真研讀,不管同意不同意本書的一些觀點,都是會有啟示和收獲的。

(五)本書內容的發表過程:從部分到全貌

上面提到,“社會轉型過程中個人與社會關系研究”的課題立項后的幾年中,僅公開發表的學術論文就超過20篇,這指的是本課題的階段成果。回憶起來,應當說2002年是個寫作年。到這一年上半年結束時,由楊敏根據共同擬定的提綱起草、筆者修改補充的前四章初稿已經完成。為了讓我們的理論觀點能夠及時產生社會影響,當時筆者考慮有必要先對它們進行調整、提煉,把一些最重要的、有新意的論點加工成系列論文,陸續在學術雜志上公開發表。于是筆者和楊敏合作寫作了10多篇有關社會互構論的論文。2003年則可以說是個發表年,從這一年年初到2004年年初,一共發表10篇論文,列表如下:序號成果名稱出版社及出版時間或發表刊物及時間1《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從前現代到現代的社會學考察》《江蘇社會科學》,20031);2《個人權益自主與社會權力規范》《華中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20033);3《論社會學元問題與社會學基本問題》《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034);4《社會互構論的提出》《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34);《新華文摘》,200311);5《社會互構論——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新探索》《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34);6《社會學方法與社會學元理論》《河北學刊》,20036);7《現代性過程與社會學理論的個性》《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34);8《全球化背景下的社會學理論邏輯和研究指向》《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35);9《現代性的新發展與社會互構的時代》《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41);10《社會學理論體系的構建與拓展》《社會學研究》,20042

此后還接連發表了10多篇文章。我還通過各種國際國內學術會議其中在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表的主題報告,如200477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第36屆世界社會學大會上所做主題報告《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與中國社會學的堅實進步——以社會運行論、社會轉型論、學科本土論和社會互構論為例》;20031212-13日在漢城第一次亞洲社會學者研討會上的主題發言《新型現代性與中國社會學》以及與韓國韓震相教授就新型現代性和亞洲“第三條道路”的問題進行的對話;20047月在北京舉行的第二次中日韓社會學會議上的主題發言《社會互構的理路與東亞的共同繁榮》;20051018-20日在東京舉行的第三次東亞社會學國際研討會上發表的文章《新型現代性及其在中國的前景》等。對社會互構論的觀點,特別是新型現代性的思想進行闡發,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后來,這些階段成果中的10多篇文章被收在2005年出版的《鄭杭生社會學歷程》三卷本中的第一卷《社會互構論》中,進一步擴大了自己的影響。

這些影響主要表現在:第一,社會互構論已被一些博士論文作為自己觀察問題的視野、分析問題的視角、切入問題的方法,加以運用。第二,它的一些觀點已被運用于不少問題,例如對貧困問題、社會保障及其政策、社區研究、城市發展、流行文化、農民工問題、新農村建設的分析。這說明它作為一種理論視野是有較強的的啟發性的,作為一種分析視角、研究方法是有較強的切入力的,作為一種有自己顯著特點的社會學理論是有較強的解釋力的。

總之,上述部分發表的內容以及一些相關的學術活動產生了預期的效果。本來后10章也想這樣做,因為其中確有許多值得發揮、可以有創意的地方,可惜因為時間關系,沒有來得及。這也是本書沒有及時出版的主要原因。

這里我要強調的是,《鄭杭生社會學歷程》第一卷《社會互構論》那一部分收入的10多篇文章,僅僅是本書共14章中前四章的主要內容——這四章帶有總論的性質。后10章涉及的廣泛內容迄今為止只有極少部分發表過。因此,必須指出,總論所論述的關于社會互構論的理論框架、主要論點、來龍去脈等無疑是重要的,但還是遠遠不夠的,它們只是把讀者帶入社會互構論之門,而沒有真正進入內里,要真正進入,真正掌握它的與眾不同的理論視野、分析視角、研究方法,而不是停留在淺嘗輒止,就必須深入研讀后10章。讀完后10章,再回過頭來讀前四章,也許感覺就不一樣了。本書提供的社會互構論相對完整的全貌,有利于讀者在閱讀研究過程中,對此作出自己的判斷,而且也有利于解答那些因為不了解全貌而提出的疑問,例如,社會互構論如何看待群體、組織這些個人和社會之間的范疇,如何看待國家和社會的關系等,這些問題本書都有專門的論述。

此外,我要同樣加以強調的是,《鄭杭生社會學歷程》第一卷《社會互構論》那一部分收入的10多篇文章,并不是本書第一章的原封不動地照搬,而是經過提煉而成的,不少地方都有所發揮,它們與前四章可以有一個相互參照、相互加深理解的作用。因此,它們不僅起過歷史作用,也不僅僅是一種歷史記錄,今后它們仍會給人以理論的啟示。這里不存在誰否定誰的問題,用互構論的觀點來說,在“部分”和“全貌”的過程中,實際上也存在著相互型塑和相互建構的互構作用。

以上就是我關于這個問題所想到的、所要表達的一些意見,之所以寫了這么多,是為了避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誤解、誤讀。

當然,我們也不認為本書沒有缺點,我們也期待著廣大讀者對本書的批評指正。

最后,作為本書第一作者,我還要特別表達兩層謝意。

首先要感謝我的合作者楊敏教授的理論功底和艱苦努力,作為我的學術助手,她的思路、眼界、理念、新意、學術方向、學術追求,使我的一些學術抱負得以實現。社會互構論之所以有現在這樣豐厚的面貌,是與她的努力分不開的。

其次我還要衷心感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有關領導和責任編輯,特別是潘宇編審對本書所付出的勞動。

2009730日初稿

20091220定稿

于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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