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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藍皮書:2019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在京發布
2018-12-25

  2018年12月25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承辦的2019年《社會藍皮書》發布暨中國社會形勢報告會于北京舉行。

 

 

發布會現場

 

 

藍皮書主編陳光金接受媒體參訪

 

 

藍皮書封面

 

   就業形勢總體保持穩定,就業總量達到新的高峰

  藍皮書指出,總的來說,2018年中國經濟發展總體平穩,創新創業活力增強,國內市場回旋余地較大,在這些積極因素的有力支撐下,全國就業形勢保持總體穩定。

  城鎮就業規模持續擴大,前三季度累計實現城鎮新增就業1107萬人,提前完成了全年城鎮新增就業1100萬人的目標。就業困難人員實現就業136萬人,同比增加3萬人。在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每年持續下降幾百萬的情況下,就業總量達到新高。截至9月末,全國城鎮就業總量達到4.33億人,比2017年末增加900萬人以上。同期,農民工人數穩中有增。

  城鎮登記失業率和調查失業率繼續下降。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末,全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82%,是多年來的最低點。7~9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分別為5.1%、5.0%和4.9%。其中,25~59歲的主要就業人群城鎮調查失業率持續穩定在4.3%~4.4%的較低水平。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對100個城市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市場供求情況的調查分析,2018年第三季度人力資源市場的求人倍率是1.25,環比、同比均有所上升,表明招聘崗位數量大于求職人數,企業用工總體穩定。

  就業結構繼續優化。9月末,全國三次產業就業人員比重為27.4∶28.0∶44.6,其中第一、第二產業比重同比分別下降0.7個和0.1個百分點,第三產業比重上升0.8個百分點。在第三產業內部,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教育,衛生和社會工作,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等新興服務業就業人員數量同比增速居前。

  居民收入與經濟增長同步,消費對增長貢獻率大

  藍皮書指出,2018年前三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1035元,比上年同期名義增長8.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6.6%。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9599元,增長7.9%,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5.7%;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0645元,增長8.9%,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6.8%。可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速度與經濟增長速度基本相當,實現了同步增長的良好局面。

  城鄉居民人均收入與經濟同步增長,帶動著城鄉居民消費能力不斷提高,國內消費支出穩定增長。2018年前三季度,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4281元,扣除價格因素,比上年同期增長6.3%。其中,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9014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4.3%;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8538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9.8%;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增速高于城鎮居民5.5個百分點。

  消費增長動力有所變化,消費結構不斷優化。2017年全國居民的恩格爾系數(食品煙酒消費占居民消費支出的比重)首次降到30%以下。2018年前三季度恩格爾系數是28.5%,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7個百分點。前三季度,農村居民消費增速大大高于城鎮居民,而且農村居民消費中的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務、教育文化娛樂、醫療保健支出增速明顯加快。從實物消費來看,升級類的一些商品消費仍然保持較快增長,比如化妝品、智能家電保持了比較快的增長。可以看出,居民消費呈現加快升級趨勢,消費結構持續優化。

  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進一步增強,消費穩居經濟增長第一驅動力。據測算,前三季度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78%,比上年同期提高14個百分點。此外,不僅升級類商品銷售加快,市場供給方式也在不斷創新。2018年1~9月,全國網上零售額62785億元,同比增長27.0%。其中,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47938億元,增長27.7%,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為17.5%;在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中,吃、穿和用類商品分別增長43.8%、23.3%和27.7%。

  脫貧攻堅工作取得階段性成果

  藍皮書指出,2012年起,中國反貧困戰略實踐進入以“精準扶貧”重要理念為引領的脫貧攻堅新階段。五年來,中國脫貧攻堅工作取得了決定性進展和歷史性成就,2012~2017年,中國貧困人口減少近7000萬,相當于每分鐘至少有26人擺脫了貧困;貧困發生率由10.2%下降到3.1%;貧困縣數量實現了首次減少,減少了153個。

  2018年中國脫貧攻堅實踐更加注重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轉變。8月出臺的《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為今后三年的脫貧攻堅制定了時間表和路線圖,25個部門共出臺26個支持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的政策文件,中央財政補助地方專項扶貧資金達到1060.95億元,并新增200億元資金全部用于支持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

  到村到戶到人的精準扶貧工作措施進一步強化。2018年出臺了10項到村到戶到人的舉措:加大產業扶貧力度,全力推進就業扶貧,深入推動易地扶貧搬遷,加強生態扶貧,著力實施教育脫貧攻堅行動,深入實施健康扶貧工程,加快推進農村危房改造,強化綜合保障性扶貧,開展貧困殘疾人脫貧行動,開展扶貧扶志行動。隨著十項扶貧舉措到村到戶到人,預計到2018年底將有1000多萬貧困人口擺脫貧困,貧困村將退出60%以上,貧困縣將摘帽50%左右。

  2019年要從五大方面深化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

  藍皮書指出,2019年,要從五大方面繼續深化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

  (一)繼續推進新型工業化和城鎮化,合理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

  2018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外部環境發生深刻變化,既有中美經貿摩擦帶來的不利影響和挑戰,也存在經濟結構持續優化、產業發展持續升級等不少有利條件。2019年中國經濟發展要繼續發揮2018年的優勢,有效應對外部不確定性和內部結構調整的陣痛問題。在繼續調整優化經濟結構、保持第三產業持續較快發展的同時,推動傳統產業升級,加快發展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高技術制造業。要繼續推進新型城鎮化戰略的實施,配合新型工業化,帶動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和生態文明的進步,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時,要進一步優化中國的營商環境,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尤其是要為中小型、小微型私營企業的健康發展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和社會環境。

  (二)以穩就業為重心,努力推進高質量的充分就業

  2018年前三季度,中國就業形勢總體平穩,但受到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不確定預期影響,制造業就業景氣指數有所下降。“互聯網+”服務業的發展提高了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增加了就業機會,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制造業就業景氣指數下降的負面影響,但仍須關注新增就業群體和重點就業人群的就業問題。其中,高校應屆畢業生、新生代農民工(特別是1995年及以后出生的農民工)、制造業去產能人員是未來一段時間需要重點關注的新增就業人群。

  (三)繼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效扭轉收入差距反彈趨勢

  從宏觀來看,中國收入分配差距的反彈已經有兩三個年頭,并且反彈的力度有加大的趨勢。在經濟增長下行的條件下,調整收入分配結構,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無疑有一定的難度。2018年,從大量媒體報道和部分調查研究結果看,一部分用人單位尤其是企業認為,用工成本上升是經營困難的一個原因;對于國家決定由稅務部門征繳社保費并要求努力提高繳費率的新政,部分輿論以及企業的反應是十分敏感和擔憂。這些矛盾在2019年可能會繼續存在,扭轉收入分配差距反彈的趨勢,需要付出艱巨的努力。

  從2018年前三季度情況看,城鄉居民家庭人均工資性收入都有增加,同比名義增幅分別為7.7%和9.4%。全國居民人均轉移凈收入名義增長9.5%,其中居民獲得的人均社會救濟和補助、政策性生活補貼、報銷醫療費等收入分別增長31.5%、45.1%和16.0%。從扭轉收入差距反彈趨勢的要求來看,重點在于提高工資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的增長幅度。

  在工資性收入方面,除了引導用人單位合理提高職工工資水平(且提高幅度不可能很大)外,進一步提高城鎮勞動力就業參與率,增加農村勞動力非農轉移就業,可能是更為重要的選擇。提高私營部門職工平均工資水平并進一步改善私營部門尤其是中小型和小微型企業的經營環境,也是扭轉收入差距反彈趨勢的必要措施。

  在轉移性收入方面,目前的努力方向應該是進一步增強轉移支付的公平性,具體措施包括進一步完善醫療保險全國統籌制度體系,加快推進養老保險的全國統籌進程,加緊制定和實施扶助相對貧困人口的戰略、制度和措施。

  (四)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進程,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當前,中國仍然處于社會矛盾多發頻發期,社會和諧穩定風險呈現多樣化和復雜化的格局。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穩定,需要進一步改革完善社會治理體系,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進程。

  要進一步落實黨委領導、政府引導、社會協同、公眾參與和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機制;進一步改革完善勞動關系治理體系,建立健全現代勞動關系治理體制機制;繼續做好各類特殊社會群體的利益訴求應對工作,加快解決各種可能成為社會熱點問題甚至引發群體性事件的歷史遺留問題;繼續加強社會安全問題治理,加大對影響公共秩序和安全的重點難點問題的治理力度,依法打擊各種違法犯罪活動,尤其是黑惡勢力犯罪活動,網絡詐騙、色情、賭博及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等違法犯罪活動,網絡金融違法犯罪行為以及傳銷犯罪活動,維護社會秩序和公序良俗,保證人民群眾的人身和財產安全,營造風清氣正的社會生活環境。

  (五)不斷健全完善網絡社會治理,有效引導社會心態和社會預期

  新時代的網絡社會治理,不僅承擔著打擊網絡謠言的制造和傳播、治理不利于黨和國家總體利益的網絡言論等政治任務,還擔負著澄清網絡風氣、營造有利于青少年心智和人格健康成長的網絡社會環境,以及引導社會心態和社會預期、阻斷社會戾氣積聚和發酵鏈條的責任。要研究制定網絡傳播產品分級分類管理制度和法律,規范互聯網企業與相關傳媒生產和引進網絡文化產品的經營活動。要促進互聯網企業和相關傳媒形成行業規范,建立健全行業自律準則,承擔應盡的社會責任。要針對互聯網時代的特征,不斷完善國民教育體系。

  有效引導社會心態和社會預期,化解社會焦慮、社會戾氣等負面社會情緒,一方面要提高政府對社會心態和社會預期的管理能力,引導社會公眾正確了解新時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成就和總體形勢,另一方面要把建立逐步完善的現代社會心理服務體系提上議事日程,增強社會自身對社會心態、社會預期等社會心理的自我管理能力。

  工資性收入仍是居民收入增長的主要來源

  藍皮書指出,隨著經濟穩中有進、穩中向好,企業用工需求增長,就業機會增多,居民就業形勢繼續保持相對穩定,就業人數有所增加;同時,工資調整政策落實、車改補貼補發,加之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得到有效遏制,確保農民工工資按時足額發放等一系列增資政策的落實,直接拉動了居民工資性收入的增長。2017年全國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為14620.3元,比2013年增長40.4%,年均名義增長8.9%,對可支配收入增長的貢獻率為54.9%,工資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56.3%,仍是居民收入增長的主要來源。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年均增長7.5%,工資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每年都在61%左右,工資性收入對收入增長的貢獻率為56.2%;農村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年均增長10.8%,工資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每年都在40%左右,工資性收入對可支配收入增長的貢獻率為46.1%。

  重點群體就業保持穩定

  藍皮書指出,2018年,應屆高校畢業生規模首次突破800萬人,達到820萬人的高位。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保持了總體穩定,企穩回升。從全年情況看,7月受高校畢業生集中畢業影響,失業率有所提升,但隨后逐月走低,9月20~24歲大專以上青年失業率同比下降2.4個百分點。三季度末,外出務工農村勞動力總量18135萬人,比上年同期增加166萬人,增長0.9%;外出務工農村勞動力月均收入3710元,同比增長7.3%。

  2019年,就業形勢面臨四大挑戰

  藍皮書指出,2018年我國就業形勢保持穩定,同時也呈現階段性的變化特征。下一步,我國就業形勢總體上仍將保持穩定態勢,就業總量壓力持續、就業結構性矛盾突出的基本特征不會改變,同時也將面臨一些新的挑戰和問題,主要是人口結構深刻調整、世界經濟格局和外部經濟環境不確定性、新業態和新技術變革等對就業產生的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一)總量壓力仍存、結構性矛盾突出的基本特征仍將持續

  從總量上看,勞動力供給增速趨緩,總量逐步減少,總量壓力相對緩解,但仍然高位持壓。2012年開始,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持續下降,與以往高速增長的發展趨勢明顯不同,就業總量的壓力從增量向存量轉變。但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國的就業總量仍將處于一種持續中高壓狀態。據測算,到2030年之前我國16~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仍將一直保持在8億以上。

  從結構上看,就業結構性矛盾不斷上升。與改革開放初期和國有企業改革攻堅階段出現的就業結構性矛盾不同,當前就業結構性矛盾是在經濟社會發展持續轉型到一定階段時形成的,勞動力的需求和供給結構都存在顯著的轉型特征。

  就業結構性矛盾是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不平衡的結構性問題在就業領域的集中反映。其既有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的因素,也有區域經濟格局變化的影響,如城鄉二元結構逐漸被打破,但體制分割沒有完全消除;各地區發展迅速但仍然很不平衡;居民收入水平上升但仍然差距巨大;勞動者社會橫向流動過于頻繁,而縱向流動困難。但最根本的還是勞動力需求和供給的不匹配。

  (二)應對外部經濟環境變化帶來就業形勢不確定性

  經過40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世界經濟環境變化,必然對我國經濟產生沖擊,進而影響到就業領域。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貿易摩擦對外貿生產經營企業的直接影響,可能導致部分企業短期內出現經營困難而減少就業崗位;另一方面,經貿摩擦的持續發展,可能導致供應鏈在全球范圍內的調整,部分相關企業可能重新布局生產線,并進一步影響消費市場,這將在更長時間內對我國就業增長和就業結構調整產生更廣泛和深入的影響。

  受此影響,我國部分對美外貿依賴度較高的企業可能出現用工減少,并對當前就業形勢產生影響。從目前調查監測情況來看,這種影響十分有限,對用工總量的實際影響要小于對市場預期和心理的影響,總體來看仍將是可控的。我國經濟和勞動力市場的回旋余地和承壓能力仍然巨大,在考慮未來就業形勢時,要更多關注國際經濟形勢變化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影響。同時,應加快我國勞動力市場改革,在國際經濟再調整、再平衡過程中,促進就業結構調整與經濟轉型升級和結構調整的協同推進,避免結構性失業風險,實現更高質量和更充分就業。

  (三)應對新技術革命的機遇與挑戰

  世界銀行發布的2019年世界發展報告指出,近十年,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技術爆炸正在重塑新一輪社會經濟格局。新一輪技術革命的迅猛發展,是以工業智能化、互聯網產業化、工業一體化為代表,以人工智能、清潔能源、量子信息、3D打印、智能制造、虛擬現實、生物醫藥技術和新材料科學等為主的全新技術革命。其將重構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經濟活動各環節,既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帶動經濟高速增長,也實現生產力的新躍升以及生產要素的重新配置,必然對就業產生廣泛和深刻的影響。回顧人類工業文明的歷史進程,技術革新對就業的影響通常具有兩面性,既有“替代效應”,也有“創造效應”。目前,兩種效應正在我國人力資源市場上疊加顯現。

  從新技術進步對就業的創造效應看,技術革新和進步將催生出一批新模式、新業態,帶來新興產業發展和經濟增長加速,直接創造新的崗位需求,還將增強生產與消費對接的便利性,降低產品成本及價格,刺激消費、擴大需求,進而帶動相關產業甚至整個經濟增長,拓展新的更廣闊的就業空間。隨著技術進步,需要深度思考、增強用戶體驗、滿足個性化需求的一些崗位將大量產生,科學研究、技術發明、創業設計、產品研發、工程師、程序員、文創人員、教育、管理咨詢師等方面的人才需求增加。新技術的進步,也將與傳統技術相結合,進一步提升傳統行業就業崗位的質量,同時催生出一批新服務、新模式、新業態。受益于信息化、智能化水平的提高,就業時間和空間的約束將逐漸減少,勞動者不再拘泥于“朝九晚五”的固定工作時間,就業的靈活性、多元化和個性化特征也會越來越明顯。

  再從新技術進步對就業的替代效應看,一是技術進步可能導致短期內技術性失業風險增加。隨著新技術發展應用對就業的影響擴大,技術性失業可能增多,短期失業風險或有所抬頭。相對于技術的快速發展、流水線的迅速更替,人的觀念轉變和能力提升是一個慢變量,轉崗轉業需要一個過程,若不能及時進行知識、技術和觀念更新,原有的部分中低技術人員也將面臨失業風險。二是新技術革命也將加大人力資源投資成本,短期內技能結構矛盾更突出。新技術革命會使人力資源市場崗位需求結構有所調整和優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普工過度需求的問題,為高校畢業生創造更多更匹配的就業機會,但同時也對人力資本提出了更高要求。若高等教育、職業教育改革不能及時跟進,技術技能人才培養規模不能有所擴大,計算機等學科的“通識”教育和創新創業教育力度不夠,部分院校、部分專業畢業生就業難的問題仍將難以化解,而復合型、技術技能型、創新創業型勞動力將嚴重短缺,技術性失業和高層次人才短缺的矛盾將同時存在,技能結構矛盾進一步加劇。三是技術鴻溝將可能導致勞動力市場的進一步分化,收入差距擴大。財富向資本和技術擁有者、知識技能人才聚集的趨勢將會加劇,勞資之間、不同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將加劇分化。資金實力雄厚、市場份額大的少數企業很容易成為市場寡頭,也將掌握更多話語權,中小企業對新技術發展創造的“蛋糕”可望而不可即,參與市場并獲取報酬的難度加大。資本、技術等鴻溝擴大,也可能進一步加劇勞動力市場結構分化、斷裂,出現一定規模的低端、低質量的勞動力市場,這種失業風險和部分勞動者的下沉,可能導致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和階層隔閡,成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潛在風險點。

  (四)應對新經濟、新形態發展的機遇與挑戰

  與新技術進步相伴而生的,是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經濟部門和經濟活動的繁榮,新的動力和增長點逐步形成,戰略性新興服務業、高技術服務業、科技服務業、文化及相關產業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電子商務及相關的快遞業等實現較快增長。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技術層出不窮,在線旅游、醫療、教育、網絡約車、第三方支付等“借網而生”,智能制造、個性化定制、普惠金融、智慧城市等也催生出一批新模式和新業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持續推進,新企業、新經濟蓬勃發展,創客群體不斷擴大,營造了新的就業增長空間。

  新經濟的快速成長改變了傳統的就業方式,創造了大量的新就業機會,人們可以按照自己的興趣、技能、時間和其他資源稟賦,參與新業態活動,實現就業,獲得收入。目前,我國新業態從業人員的規模呈現擴大趨勢。以分享經濟為例,《中國分享經濟發展報告2017》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參與分享經濟活動的人數超過6億人,比上年增加1億人左右。

  新就業形態具有一些不同于傳統就業形式的基本含義和突出特征:一是具有以開放共享、隨機協同為特征的新的就業資源與機會配置機制。二是體現去雇傭關系的新的生產關系。勞動者與資源機會配置平臺以及用戶(勞動消費者)之間在生產關系上具有明顯的“去關系化”或者說“弱關系化”特征。三是由于從業者和工作崗位的關系不再像傳統產業模式下那樣緊密結合,勞動者的工作時間和工作地點、勞動報酬獲取等呈現靈活性和更加碎片化的特征。

  因此,要抓住新經濟發展機遇,大力發展新產業、新業態,開發大量適應新生代勞動力就業取向的高質量就業崗位,促進就業和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同時要避免新產業、新業態發展過程中的不穩定性帶來失業風險,防止部分低知識技能水平勞動者被甩出正規勞動力市場,新就業形態從業人員勞動權益和健康受到損害,這也是我國就業政策需要關注的重要內容。

  未成年人成城市低保重要瞄準對象

  藍皮書指出,從數量來看,2012年及以前,城市低保對象中未成年人的數量大于農村低保對象中未成年人的數量,其占低保總人口的比例更是大于農村低保中未成年人的占比。表明城市低保資源更多地投向了有未成年人的貧困家庭。從2013年開始,農村低保對象中未成年人的數量超過了城市低保對象中未成年人的數量,且呈現上升趨勢,其后有所減少但是減少幅度不大,其所占比例呈上升趨勢,表明農村貧困兒童越來越受到重視。而城市低保對象中未成年人的數量明顯減少,其占比并未顯著下降,仍然高于老年人和殘疾人的占比。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城市低保對象中部分未成年人擺脫了貧困,但是未成年人仍是城市低保的重要瞄準對象。

  教育事業穩步發展

  藍皮書指出,截至2017年,全國共有各級各類學校51.38萬所,比上年增加2105所,增長0.41%;各級各類學歷教育在校生2.70億人,比上年增加545.54萬人,增長2.06%;專任教師1626.89萬人,比上年增加48.72萬人,增長3.09%,總體教育規模繼續擴大。

  各類教育保持良好發展態勢:學前教育入園狀況發展良好,全國共有幼兒園25.50萬所,比上年增加1.51萬所,增長6.29%;學前教育入園兒童1937.95萬人,比上年增加15.87萬人,增長0.83%;幼兒園教職工419.29萬人,比上年增加37.50萬人,增長9.82%;學前教育毛入園率達到79.6%,比上年提高2.2個百分點,比2012年提高15.1個百分點。九年義務教育進一步鞏固提升。全國共有義務教育階段學校21.89萬所,招生3313.78萬人,在校生1.45億人,專任教師949.36萬人,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93.8%。特殊教育招生增幅明顯。全國共有特殊教育學校2107所,比上年增加27所,增長1.30%;共招收特殊教育學生11.08萬人,比上年增加1.93萬人,增長21.11%。高中階段教育基本普及。全國高中階段教育共有學校2.46萬所,比上年減少93所,下降0.38%;高中階段毛入學率88.3%,比上年提高0.8個百分點。高等教育規模進一步增大。全國共有普通高等學校2631所(含獨立學院265所),比上年增加35所,增長1.35%。民辦教育快速發展。全國共有各級各類民辦學校17.76萬所,比上年增加6668所;各類民辦教育在校生達5120.47萬人,比上年增加295.10萬人。

  2017年,全國教育經費總投入為42557億元,比上年增長9.43%。其中,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為34204億元,比上年增長8.94%,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為4.14%,連續六年保持在4%以上,一半以上用于義務教育,一半以上用于中西部地區。

  近四成大學生關注網紅,游戲美妝類最受青睞

  藍皮書指出,2017年“大學生調查”發現,有近四成的大學生關注過網紅。其中,8.0%的大學生基本每天都查看網紅動態,16.0%的大學生至少每周查看1次,5.5%的大學生至少每月查看1次。對比高職院校和普通本科院校的情況可以發現,高職生和本科生在關注網紅動態上存在明顯差異,高職生關注網紅動態的頻率顯著高于本科生。約有1/10的高職生基本每天都會查看網紅動態,約1/5的高職生至少每周查看1次,頻率明顯高于本科生。本科生基本每天都看網紅動態的學生比例為6.6%,至少每周查看1次網紅動態的學生比例為13.3%。

  對于關注網紅動態的大學生來說,他們所關注的網紅類型與直播類型有比較相似的地方,游戲和美妝是大學生最喜歡的網紅類型,有41.7%的大學生關注游戲類網紅,31.6%的大學生關注美妝類網紅。其次是美食/烹飪類網紅、秀場類網紅和旅游/戶外類網紅,比例分別為25.9%、16.6%和16.0%。財經類網紅得到的關注度最小,僅有3.1%的大學生會關注。在性別差異上,男女生關注的網紅類型存在明顯不同。男生更多關注游戲類網紅,關注比例達到62.8%,而女生則熱衷于美妝類網紅,關注比例達到55.5%。此外,體育類網紅和科技類網紅相對更受男生的歡迎,分別有19.0%和16.2%的男生關注這兩類網紅。在女大學生群體中,除了對美妝類網紅的關注之外,美食/烹飪類網紅、游戲類網紅和購物類網紅比較受歡迎,關注比例分別為38.0%、23.5%和23.2%。可以發現,男生對網紅的關注更多是為了追求游戲和科技體驗帶來的快感,而女生更多是為了滿足對美麗外表、美味食物的需求。

  大學校園里的網絡直播和網紅文化體現著95后大學生的鮮明特征,觀看網絡直播和網紅動態的學生比例較高且關注的類型多樣,直播和網紅已經成為大學生日常生活中休閑娛樂的重要方式。值得一提的是,男女生雖然在觀看的直播和網紅類型上存在差異,但游戲類直播和網紅受到男女大學生的普遍歡迎。

  青少年觸網年齡集中在6~10歲

  藍皮書指出,調查顯示,5歲及以下就已經接觸到互聯網的青少年占10.88%,6~10歲開始接觸互聯網的青少年占61.43%,10歲以上開始接觸互聯網的青少年僅占27.69%。在一個被互聯網覆蓋的時代和家庭背景下,青少年往往在較早的成長時期就會與網絡接觸,而且觸網的低齡化趨勢越發明顯。同時,一線和準一線城市青少年普遍更早接觸網絡,平均觸網年齡分別在8.3歲和8.6歲,而二線、四線城市青少年的平均觸網年齡為9.1歲,三線城市的平均觸網年齡則為10歲。

  青少年使用的上網設備主要是手機,占樣本的87.33%,遠高于其他各類上網設備。新興的上網設備如平板電腦,作為青少年上網主要設備的比例也占到21.88%。調研發現,學生們較多使用電腦做PPT、寫報告和其他作業,因此筆記本電腦和臺式機作為青少年上網主要設備的比例也較可觀,分別為22.68%和36.90%。

  青少年最主要的活動場所是家庭和學校,學校通常對學生上網進行一些限制,比如禁止帶手機或限制使用手機,因而可以理解家庭是青少年上網的最主要場所。調查顯示,青少年經常上網的地點是家庭的占95.07%,學校其次,僅占18.44%,公共場所占14.65%,隨時隨地占13.20%,其他場所占5.46%。

  父母的陪伴對青少年的成長具有重要的影響。目前沒有和父母同住的青少年每天上網時間在6小時以上的占14.61%,而與父母同住的青少年該比例僅為7.58%;沒有和父母同住的青少年每天上網時長在兩小時以內的比例為36.99%,與父母同住的青少年該比例為49.70%。可以看出,父母在場對于防止青少年過度上網、合理控制上網時間具有重要的調節和控制作用。

  近三成青少年遭受過網絡暴力

  青少年遭遇暴力辱罵信息的最主要場景是社交軟件,為68.48%;其次是網絡社區,比例為55.30%;在短視頻和新聞及留言上遇到暴力辱罵信息的比例也很高,分別為30.66%和30.16%。可見,青少年在網絡上遇到暴力辱罵信息的比例與其關注的內容和使用的平臺有關系,也與社交網絡、網絡社區和新聞及留言的互動性和話題性較強,容易引發不同觀點的爭論并形成沖突有關。而短視頻的一些制作者為了吸引眼球,有時候也會故意引入有爭議的話題并使用偏激語言。此外,青少年在微博上遇到暴力辱罵信息的比例為25.36%,在直播平臺上遇到暴力辱罵信息的比例為19.91%。

  與父母共同居住的青少年遭遇網絡暴力的比例為28.3%,比沒有和父母及其他監護人共同居住的青少年低12個百分點。調研中發現,沒有和父母及其他監護人居住的青少年在現實生活中也更容易受到欺凌。也有老師反映,沒有和父母及其他監護人居住的青少年本身自控能力比較弱,不僅容易受到網絡暴力,也容易對別人實施網絡暴力。

  “當作沒看見,不理會”是青少年最常用的應對暴力辱罵信息的方式,60.17%的青少年選此項;其次是“網絡投訴或者舉報”,占比為49.36%;而選擇告訴父母、老師、兄弟姐妹以及爺爺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的比例分別為9.96%、3.87%、4.87%和2.22%,均不足一成。青少年對于暴力辱罵信息還會有一些其他反應,比如“覺得可能是開玩笑,不在意”,占比16.91%,“很好奇,點開看看”的比例為7.81%,而選擇“報警”的比例僅為6.23%。

  同遇到色情信息騷擾的反應類似,青少年遇到暴力辱罵信息更可能跟同輩朋友講(而不是告訴老師、家長或兄弟姐妹),調查顯示,“跟同學或者朋友講”的比例為15.54%。

  調查中發現,表示自己遇到過針對自己的騷擾、暗示或者陌生人約見面情況的青少年占11.07%。其主要場景同遭遇詐騙和暴力辱罵信息一致,依然是社交軟件和網絡社區,前者占比為79.81%,后者占45.61%;其他場景如短視頻、直播、微博、新聞及留言的比例只在15%左右,其中短視頻場景下的騷擾或陌生人約見面的比例相對較高,為20.56%。

  青少年應對騷擾信息的主要方式是不理會和網絡投訴或者舉報,前者占63.74%,后者占43.74%。而青少年選擇將騷擾信息告訴父母、老師、兄弟姐妹以及爺爺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的比例分別為12.34%、5.61%、4.49%和2.06%;對騷擾信息表示“覺得可能是開玩笑,不在意”的比例為20.75%;而選擇“跟同學或者朋友講”的比例達到15.33%;選擇“報警”的比例依然較低,為5.61%。

  中美經貿摩擦對不同工業部門的影響不同

  中美經貿摩擦可能影響的主要行業包括:①美國公開的對中國商品提高關稅的出口品類瞄準的《中國制造2025》中列出的高技術產業。②中國對美國出口具有傳統優勢的勞動密集型行業。③中美關聯度較低、競爭性較強的行業,包括石油、天然氣、非金屬礦制品等產業。

  中國工業部門就業人數總量從2014年12月最高峰時期的9977.2萬下降至2018年8月的8058.5萬,技術類產業、傳統優勢產業和其他制造業部門的就業量也呈現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是勞動密集型傳統優勢產業的降幅最大。這一過程實際上出現在此次中美經貿摩擦產生之前,甚至在特朗普執政開始前,因此中國工業部門就業下降源自多方面因素疊加。但從走勢來看,2018年較之2015~2017年下降有加速趨勢,這與中美經貿摩擦的負面影響有關。

  從勞動密集型部門來看,由于中國對美商品出口三成以上集中在玩具、家具、紡織服裝、皮革制品和電器設備制造等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上,并且這些行業的毛利率較低,依賴出口退稅生存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對貿易政策波動幾乎沒有抗風險能力。因此,如果美國征收較高關稅,這些行業對美國的出口可能會停止。并且,由于土地、勞動和其他要素成本的上升,以代工制為主要方式的加工貿易在國際產業鏈中處于“上擠下壓”狀態,面臨較嚴峻的沖擊,由此而來的產業外移可能導致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就業崗位流失嚴重。

  從技術密集型部門來看,由于中國對美國在技術進口以及融資上有一定的依賴性,一旦美國停止此類核心技術的對華出口,會對中國的產業供應鏈產生沖擊,并且尋找此類技術的替代需要一定時間,因此中國高新技術行業發展也會受到一定影響。近年來中國在高壓輸電、高鐵、可替代能源汽車和超級計算機等領域都處于優勢地位,還需要廣闊的海外市場消化產能,美國公布的對中國關稅的征收對象包括了航空、現代鐵路、新能源汽車以及高科技產品等,可能對我國的高新技術行業發展和行業就業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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