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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三峽時代”建設中的社會與環境
陳靜 潘啟雯
《中國社會科學報》
2010-03-30

□本報記者  陳靜  潘啟雯

1994年12月14日,隨著第一罐混凝土澆筑在大壩江心巖石上,三峽工程上馬。如今,作為舉國關注的一項重大水利工程,在順利完成大江截流、首批機組發電、全線竣工后,業界人士稱,三峽工程將迎來“后三峽時代”。

高峽出平湖:承載民族振興夢

    千百年來,長江水患一直困擾著中華民族,治理長江成為各個時代人們的意愿和訴求。有資料顯示,自漢代以來,長江中下游發生較大洪災200余次,水災更是不計其數。其中,1931年大水,江漢平原14.5萬人淹死;1935年再次大水又奪去14.2萬人的生命;1954年長江大水,京廣線中斷百余天,直接經濟損失高達100億元。
“三峽工程建好后,防洪標準從十年一遇到百年一遇。對長江中下游發達地區,包括上游、下游意義很大,可以減少大量財力、物力和人力;不僅減少了洪水的直接危害,而且提高了濱江地帶土地的利用率。這是它的直接功能。”南京大學文化與自然遺產研究所所長、《三峽庫區后續工作規劃》中“三峽庫區地域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三峽庫區地域文化遺產保護規劃”、“旅游規劃”課題組負責人賀云翱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如是說。中國工程院院士、三峽工程總公司原總經理陸佑楣也坦言,三峽工程具有防洪、發電、航運等巨大綜合效益,而最重要的就是防洪。
20世紀初,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孫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之二——實業計劃》中寫道:“自宜昌而上,入峽……改良此上游一段,當以水閘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資其水力。”他是三峽工程的最早設想者。
修建三峽工程、防止長江水患,我國幾代領導人均有相關論述。新中國的成立,使得三峽工程真正擺上議事日程。毛澤東在《水調歌頭·游泳》中勾勒出三峽工程的壯美圖景,“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云雨,高峽出平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論證三峽工程的步伐加快。1986年3月,鄧小平在接見美國《中報》董事長傅朝樞時表示,對興建三峽工程這樣關系千秋萬代的大事,中國政府一定會周密考慮,有了一個好處最大、壞處最小的方案時,才會決定開工,是決不會草率從事的。1992年4月3日,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以1767票贊成、177票反對、664票棄權、25人未按表決器通過了《關于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至此,三峽工程進入具體實施階段。
“從構想到實施,三峽工程成為20世紀以來我們的一個百年夢想,而這個夢想的實質就是民族振興。”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館長黎小龍這樣總結。

生態安全之路任重道遠

長江三峽以山高谷深、水流湍急、風光旖旎聞名于世。眾多的支流、山間盆地、發育的河床臺地,為人類的棲息和繁衍提供了充足的發展空間。三峽獨特的自然環境,孕育出了距今200萬年的古人類——巫山人,大溪文化以及神秘的巴國。
“‘后三峽時代’三峽工程將面臨嚴峻考驗,保護庫區生態環境安全、防止新的污染,任重道遠。”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赫治清感慨,任何水利工程的效應都不是單方面的。在充分肯定三峽工程的重大戰略意義和現實意義的同時,對于三峽工程的負面影響和可能引發的生態環境安全問題,決不能掉以輕心。他將“后三峽時代”面臨的生態環境問題歸納為泥沙淤積、消落帶、小氣候變化和環境污染等六個方面。民盟中央副主席、三峽樞紐工程驗收專家組副組長索麗生則強調,未來特別要關注河流、河勢的進一步發展和泥沙問題。
氣候變化和生態環境是21世紀世界各國關注的重大話題之一。三峽庫區歷來被認為生態環境脆弱、自然災害頻發、水土流失嚴重,人多地少矛盾突出。在此基礎上建成的三峽工程,人工改變庫區原有地貌,由此帶來的生態安全問題還有許多未知性,需要繼續論證、觀測。在應對三峽工程生態安全問題上,赫治清指出,應有世界眼光,既要積極學習外國先進的生態學理念、總結和借鑒世界各國建設大壩的經驗教訓,又要把對三峽庫區可能存在的生態環境隱患納入全球氣候變暖的大視野中去考察,制定符合中國國情的應對之策。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既不要悲觀,也不要盲目樂觀。應該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集思廣益,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嚴密規劃,精心設計,認真實施,沉著應對。

庫區四大定位:緊扣低碳經濟

不應忽視的是,三峽工程巨大的發電效益和清潔能源效益使其成為踐履低碳經濟的楷模,而龐大的防洪功能也令人拭目以待。正如重慶大學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蒲勇健教授總結的那樣,三峽工程是高代價、高收益的工程。未來,三峽工程更多地是要接受實踐的檢驗和時間的考驗。
日前,在2010年度三峽工程移民工作會議中,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三峽辦主任汪嘯風介紹說,目前三峽工程的巨大綜合效益已全面顯現,防洪、發電、航運和生態等作用開始發揮。2009年,三峽工程在汛期最大削減洪峰流量已達15000立方米每秒,三峽電站全年發電798億千瓦時,通過三峽樞紐的貨運量再創新高,達到7400多萬噸,比上年增長8.5%。三峽庫區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移民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庫區社會穩定。
《三峽庫區后續工作規劃》是目前眾多媒體關注的焦點。據相關人士透露,“后三峽時代”建設中的庫區目標有這樣幾個定位:一是安全庫區,具體指庫體安全、庫區的生態環境安全和庫區的社會安全,希望把庫區作為中國的生態文明示范區進行建設。二是和諧庫區,包括人與自然和諧、庫體與它的生存區域和諧、庫區移民與社會和諧、城鄉和諧、庫區的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建設和諧。三是生態庫區,不能走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再到生態文明的道路,提出跨越式的、直接進入生態文明的道路。庫區是多元戰略意義的庫區,一旦出現污染問題和環境問題,所有的功能將遇到巨大的風險。如果三峽水庫遭致污染,影響的是整個長江流域,而長江流域本身就是國家經濟的脊梁。四是文明庫區,具體包括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會文明和人的行為舉止文明。五是幸福庫區,包括可持續發展、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的保護、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環境與資源的保護及合理運用、優良的管理制度建設等。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風笑天呼吁,“后三峽時代”國家應該繼續關注、進一步支持移民。“后三峽時代”的規劃,要對移民的社會適應問題給予高度重視,不能說補償和安置妥當了,事情就完了。因為遷移對移民們來說不是暫時性的,而是永久性的。國家要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或者優惠條件,讓這些移民真正在安置地生產適應、生活適應、心理適應,讓他們逐步做到和當地居民一樣,在經濟、生活、就業等各個方面達到相同的水平。

“后三峽時代”催生“重慶模式”

日前,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編制的《全國城鎮體系規劃》中,重慶被確定為我國五大中心城市之一,奠定了其西部發展“領頭羊”地位。人們也許不會忘記,這個由三峽工程直接催生的直轄市在蟄伏十年后終于迎來國家政策的“偏愛”。2007年3月8日,胡錦濤在全國“兩會”上給重慶的三大定位是:建成長江上游的經濟中心、西部地區的重要增長極和統籌城鄉發展的直轄市。此政策隨后被簡稱為“314總體部署”。外媒由此判斷,一個“重慶模式”即將到來。
1997年3月14日,中央把直轄的“鑰匙”交到3000萬重慶人民手中時,也交代了“四件大事”:解決好三峽移民、國企改革、生態環保和農村扶貧。特別是針對如何建設好三峽庫區問題,黨中央、國務院十分重視。1998年4月16日,江澤民在視察重慶時,將堅持開發性移民方針、按期完成三峽工程重慶庫區的移民任務作為中央交給重慶的首要任務。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坦陳,三峽庫區建設問題成了他“最操心”、“牽腸掛肚”、“每天考慮最多”的四件大事之一。
對于中央的此番“苦心”,蒲勇健有著自己的理解,他鄭重地告訴記者,沒有三峽工程就沒有重慶。中央把重慶劃成直轄市,賦予它的使命就是通過得到更多中央政策的推動,取得大的發展、快的發展;通過它的城市化、工業化吸收庫區大量的就業人口;使庫區人口減少,至少不是增加,讓庫區保持一個良好的生態環境。中央積極支持三峽庫區的發展,就是支持重慶的發展;而支持重慶的發展,就是支持中西部的發展,支持內地的發展,就是拉動內需。
近來,西南五省市干旱,有種說法認為,大旱與三峽工程有某種聯系。記者在采訪國家氣候中心和中國科學院相關專家學者時,他們一致表示,大旱屬于氣候問題,與三峽工程沒有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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