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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時代的國家認同
韓震
《中國社會科學報》
2010-08-24

       當今世界,盡管全球化進程因磕磕碰碰、曲曲折折而時快時慢,但這個進程已經讓人類大大拓展了視野。
縱觀歷史,人類逐漸跨越了“部落”、“城邦”、“王國”、“帝國”(秦漢、亞歷山大、羅馬)、“天下”(神州、四海)的地平線,眼界不斷擴大,已經不可避免地進入全球視野。
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在無視國際形勢的情況下去選擇自己的發展戰略和策略。尤其在冷戰結束之后,經濟全球化加上信息網絡化,人員、信息與貨物的跨國流動日益頻繁,這使人們的身份認同、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日益成為一個必須時刻思考和作出選擇的問題。
 另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國的和平發展已經成為目前世界最具影響力的歷史性進程。一方面是全球視野下的格局變化和多元文化的參照,另一方面是中國的快速發展和社會轉型。市場化、現代化、全球化必然造成對民族傳統的沖擊以致斷裂,這給當今中國的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產生了深遠影響。
所謂認同,就個體指向而言,指相信自己是什么樣的人或信任什么樣的人,以及希望自己成為什么樣的人;就共同體指向來說,指個體對不同社會組織和不同文化傳統的歸屬感。實際上,個體自我認同和社會文化認同是緊密相關、不可分割的。
自我認同往往是把自己認作屬于哪個群體或持有哪種文化價值觀的人,而社會認同(國家認同是一種社會認同)則通過不同人的行為選擇顯現出來。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全球化加劇了認同問題的凸顯。
全球化進程的推進,不同民族人們之間的交流,造就了不同文化和價值觀念沖突的特定場域,從而極易引發國家認同問題。可以說,全球化進程使認同問題成為真正的問題,也使國家認同問題凸現出來。正是因為全球化進程使差異作為差異而出現,從而人們必須思考同一性或認同。
 全球化和現代性的發展使社會文化出現多樣性展示、流變性呈現和斷裂性改變,所有這些都促使人們產生文化自覺。全球化既凸顯了社會文化認同問題,也改變了認同的性質。
 首先,在全球化的時代,國家認同已經不再是對國民身份的“絕對同一性”要求,而是國民對自身多重角色和多重選擇的身份整合。當代中國的社會發展,一方面是在全球化語境下展開的,因此面臨著自身與外在他者的矛盾,同時自身還面臨著歷史與當下的關系。因此,當代中國的和諧社會建設,既是在“中國—世界”這樣的空間坐標中展開的,也是在“當下—歷史”這一時間坐標中展開的。
 所以,人們的身份認同便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一個人可能是中國公民,同時又可能在為外國公司工作。他的國家認同指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他的文化認同卻包括了對外來文化的吸收與接納,他的經濟身份大概是屬于跨國公司,如此等等。全球化使國家認同必須容納人們身份的多樣性和歸屬的多重性,但同時為國家認同對多重身份認同的整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國家認同不可能壟斷認同,但是必須能夠統領或框架其他認同,如地域認同、族裔認同、職業認同、文化認同等等。國家認同可以與其他認同同在,但不能因其他認同而削弱國家認同。例如,一個人在作為中國人的同時可以是東北人、香港人、蒙古族人、回族人……,但不能因為他或她是某地、某族裔的人而忘記自己的中國公民身份。
 其次,在全球化的時代,國家認同已經不再是臣民的服從或蒙昧的集體無意識,而應該是公民自主選擇的立場。換言之,在過去國家認同是一種歷史現實,而現在卻在歷史現實之上增加了某種競爭性。在一個流動比較容易的世界之中,一個大家自覺認同的國家必定是人們愿意生活于其中的國家。過去,國門關閉,人們沒有選擇權;可是,現在是全球化時代,人們可以比較鑒別,即使不能移民他國,也有一個精神歸屬感的問題。因此,建設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公平和諧的社會,是強化國民國家認同的前提條件。
 一個國民高度認同的國家不僅是人民可以幸福地生活于其中的國家,也必定是公民自由權利和個性發展得到尊重的國家。封建制度下的國家認同是被動的、消極的,本質上不屬于真正的認同,即使有認同也是對自己家族、故鄉和土地的自然眷戀,或者是對生存共同體以及文化傳統的依賴。在今天,人們的國家認同必須在生存和身份的意義上做出自己的選擇,因此是一個人作為公民的權利與義務的統一。鑒于此,我們不僅要構筑社會主義共同理想,而且要建設政治民主、經濟公平、文化進取、社會和諧的社會主義強國,增強國民的自豪感和向心力。
 再次,在全球化的時代,國家認同不再是既定國民身份的確認,而是需要公民意識的支撐和公共空間的拓展。為了培養公民意識,我們必須拓展公共領域或公共空間,使人們的思想文化超越地域、族群和狹隘習慣的束縛,凝聚公民之間的共同感或我們感。過去的人們都是通過家族、族裔、信仰共同體與國家聯系起來,現在人們必須通過自己的公民權利走向國家認同。
 市場經濟和社會的轉型,使我們不能再被動、消極地依賴自然、傳統和家族。實際上,人們只有超越了家族、族裔和宗教信仰的束縛,才能成為真正自主的公民,才能形成自覺的公民意識和國家認同。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進程,促成了中國公共領域的形成,也就促進了公民共性和國家認同的形成。實際上,大眾傳媒、公共論壇、國家慶典儀式都可以成為培養公民意識的平臺。
 最后,在全球化的時代,國家認同不再是與生俱來且一勞永逸的感情,而是需要國家制度、公民教育和文化的不斷塑造。世界形勢不斷變化,人們的認同也在不斷調整,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在戰略和策略上不斷推進國家認同。
 不要相信西方國家所謂人權高于主權的論調,那是說給發展中國家的,目的是建立它們對發展中國家的支配地位。西方發達國家從來不愿意放棄自己的國家利益,他們對國民的國家認同培養很重視,而且很有效。盡管西方鼓吹多元文化,但當多元文化威脅到國家認同時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抹平“差異”,讓“他者”歸化。
 為了國家的統一和中華民族的復興,我們必須把強化國家認同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加以考慮。我非常贊成蘭州軍區原司令員李乾元上將的看法:“首先,要用國家觀念淡化民族界限,不分民族,不論出身,把忠于國家、忠于憲法、維護國家統一作為公民必須堅守的最高理念、基本準則和基本價值觀,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以強化公民的國家意識。不能也不允許背離國家的人分享公民權利,更不允許有凌駕其他公民之上的‘特殊公民’。國家和各項法律制度要充分體現公民政治平等與機會均等,是國家而不是族群讓公民感受尊嚴和尊重,從而提高國家的凝聚力;個人因國家而不是因族群而感到榮耀自豪,從而增強公民的向心力。”(《南方周末》2010年1月28日)國家的團結與強大,才是有自由權利的公民之幸福的保證。
 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認同是具有歷史性的,人們的認同和歸屬感是根據歷史的變化而變化的。如果我們的策略正確,就可以歷史地強化全國各民族人民的國家認同;如果我們的策略短視,就可能埋下削弱國家認同的禍根。對這個問題,必須從戰略的高度加以重視。
 我們必須在歷史進程中,把國家認同置于文化認同之上,用公民的國家認同促進文化認同。我們需要的是更多的“我們感”和共同性,而不是彼此的“他性”和差異。共同性是可以在歷史空間中形成和增加的,那我們就應該造就作為國家民族——中華民族的共性。我們必須用公共資源和社會力量塑造公民的共性,而不是用來制造差異。我們必須借助國民教育、公共空間、大眾傳媒、國家慶典等方式,不斷強化每個人的公民意識,增進作為“國家民族”的中華民族的整體歸屬感,強化公民的國家認同。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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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鏈接:

1.認同(Identity)是人們意義與經驗的來源。
——[美]曼紐卡·卡斯特:《認同的力量》

2.知道你是誰,就是在道德空間中有方向感;在道德空間中出現的問題是,什么是好的或壞的,什么是值得做和什么不值得做,什么是對你有意義的和重要的,以及什么是淺薄的和次要的。
——[加拿大]查爾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現代認同的形成》

3.民族是想象的,因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員,也不可能認識他們大多數的同胞,和他們相遇,或者甚至聽說過他們,然而,他們相互聯接的意象卻活在每一位成員的心中。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4.在一個民族中所享有的成員身份是個人身份的形成因素。個體的自我形象受到其共同體的社會地位的極大影響。個體令人滿意的生活,獲得別人尊重的能力依賴于他們把自己看做一個值得尊敬的共同體的積極成員的能力,雖然后者不能保證前者。一個安全的、有尊嚴的、輝煌的民族存在對于個體的福祉至關重要。
——[以色列]耶爾·塔米爾:《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

5.每一文化的發展和維護都需要一種與其相異質并且與其相競爭的另一個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構……牽涉與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構,而且總是牽涉對與“我們”不同的特質的不斷解釋和再解釋。
——[美]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

6.只有那些共享的價值觀、象征符號以及彼此接受的一致法律—政治秩序,才能提供必要的、廣泛流行的合法性:頂層的一致協議和國際上的承認,都不足以構建或確認一個國家。
——[俄羅斯]瓦列里·季什科夫:《蘇聯及其解體后的族性、民族主義及沖突——熾熱的頭腦》

7.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認同都是建構起來的概念。人們是在程度不等的壓力、誘因或自由選擇的情況下,決定自己的認同。
——[美]塞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征面臨的挑戰》

8.一個新國家的人民需要逐漸將他們國家的領土確認為自己真正的家園,應當感覺到他們的個人認同部分地是由與他們成為一體的有明確疆域的國家來界定的。在大多數新的國家里,從部落到種姓、再到種族或語言集團等各種傳統認同形式,都會與一種范圍更大的民族國家認同的意識相沖突。……認同危機也會涉及如何解決傳統遺產與現代習俗的沖突問題,并且也涉及在地方性意識與世界慣例之間的兩難抉擇。
——[美]白魯恂:《政治發展的諸方面》

9.現代社會秩序的根基不是劊子手,而是教授。國家權力的主要工具和象征不是斷頭臺,而是(名副其實的)國家博士。如今對合法教育的壟斷,比對合法暴力的壟斷更具核心意義。
——[英]厄內斯特·蓋爾納:《民族與民族主義》

10.只有當社會一體化從社會成員那里得到文化習慣的支持,而文化習慣又與他們互相交往的方式緊密相關,政治共同體的社會一體化才能取得成功。
——[德]阿克塞爾·霍耐特:《為承認而斗爭》

11.如果要解釋世界各地文化認同和族裔民族主義在當代擴張的話,對具有前現代影響的持續性的分析,必須同分析現代及“后現代”潮流以及兩者所表現出的相互關系統一進行。
——[英]安東尼·D.史密斯:《全球化時代的民族與民族主義》
(吳玉軍/摘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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